农商行定增审核显现出提速迹象。3月29日，北京商报记者根据证监会披露的信息梳理发现，3月以来，已有湖南东安农商行、广东揭阳农商行、贵阳农商行、广东揭东农商行4家农商行的定增申请获核准。对比来看，今年前两月证监会分别披露了2家农商行的定增申请核准批复。同时，3月以来，证监会共披露了对14家银行的定增申请反馈意见，其中11家是农商行，而监管指标不达标等成为监管审核过程中主要聚焦的问题。
聚焦监管指标不达标
北京商报记者对证监会3月出具的定增申请反馈意见梳理发现，监管关注的焦点主要围绕监管指标不达标、业绩波动、资产质量、贷款集中度超标等多个方面。其中，有多银行存在资本充足率、不良贷款率等多项监管指标不达标的情况。
比如在对广东揭阳农商行的定增审核意见中，证监会指出，审核中关注到，报告期内申请人资本充足率、不良贷款率、拨备覆盖率、资产利润率、资本利润率等多项监管指标不符合监管要求。揭阳农商行2018年末、2019年末及2020年9月末不良贷款率分别为7.01%、6.63%和7.26%，拨备覆盖率、资本充足率也未达到监管指标要求。
就相关指标不达标的原因，揭阳农商行回复证监会称，主要原因是经营环境恶化，部分企业周转困难，公司不良贷款余额较大，利息收入减少，加之利率市场化趋势明显，公司盈利能力减弱，受不良贷款影响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不足，贷款损失准备缺口较大，资本净额较低。该行表示，已针对改善监管指标进行了相关的计划和安排。
核心监管指标方面，贵阳农商行在定增申请报告期内不良贷款率、拨备覆盖率、资本充足率等多项指标也未达到监管要求。
2017年末，贵阳农商行不良贷款率曾飙升至19.54%，资本充足率骤降至0.91%。对于相关监管指标不达标的原因，贵阳农商行在回复证监会时表示，2017年末，该行严格贯彻落实监管要求将逾期的不良贷款全部入账，导致不良贷款率、拨备覆盖率、资本充足率等监管指标下滑；此外，该行主要客户为小微企业，近年来受宏观经济整体下行影响，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上升对监管指标造成影响。本次定向发行补充资本后，资本充足率等监管指标将得到明显改善，并满足监管要求。
贷款集中度超标待解
值得关注的是，受制于经营地区的限制，不少农商行“垒大户”情结难解，饱受集中度超标之苦。证监会对安徽凤台农商行的定增申请反馈意见中指出，该行申请材料显示，2018年至2020年1-9月公司单一客户授信集中度分别为23.69%、67.32%、64.42%，明显高于监管要求。证监会要求该行补充披露各期该单一客户实际贷款金额，上述客户贷款是否存在逾期，说明公司是否存在被相关监管部门采取行政处罚的风险等。
中小银行贷款集中度过高问题一直存在，在不少中小银行规模扩张中，“垒大户”是一条有效的途径，银行通过将信贷资源向单一客户的倾斜，在业务上实现收益的最大化和降低风险的目的。
“地方银行贷款集中度高与银行业务同质化有关系，而贷款集中度高肯定会使风险更加突出，给银行经营带来不稳定因素，造成风险的传导和连锁反应。”银行业资深人士王剑辉如是说。
就相关问题，北京商报记者尝试采访安徽凤台农商行、广东揭阳农商行、贵阳农商行等，但未能获得回复。
需发掘差异化机会
近几年，随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加大、业务规模快速扩张以及加紧核销坏账等一系列因素，各中小银行对于资本金的补充需求格外强烈。农商行加快定增“补血”背后也是资本充足率的欠缺。根据银保监会数据显示，截至2020年末，农商行资本充足率水平为12.37%，对比来看，银行业机构的平均水平为14.7%。
金乐函数分析师廖鹤凯表示，近年来，内外部多重因素影响，非上市中小银行特别是农商行运营情况、资产状况持续走弱，资本充足率普遍不足，而改善手段有限，疫情又让这一状况加速恶化，个别农商行甚至出现资本充足率为负值的极端情况。
事实上，随着银行业市场化加深、竞争加剧，不同规模银行间逐渐呈现出错位竞争格局。廖鹤凯认为，考虑到农商行是银行金融机构中最基层的单位之一，在服务“三农”“小微”企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和特殊的历史使命，有着深刻的政策烙印，监管对农商行的支持还会持续，特别是考虑到疫情影响，相关支持力度也在加大。不过，监管支持只能是辅助缓解一时压力，长期发展还是要靠农商行自己找出一条结合自身情况，符合当地经济特色的金融服务道路；结合最新的金融科技，或与科技公司合作，立足于服务好“三农”和“小微”客户，发掘区域潜力，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打法；发掘当地优势产业链细分领域机会，金融赋能助力实体产业发展。如若不然，只能被兼并重整，消失在历史长河中。
北京商报记者孟凡霞马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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